中国千年历史:从牧野到七国之乱，输赢从不押一人

是不是在看一些历史视频的时候

好多人疯狂吹捧一个人，“因为×××，某朝就灭了”，“某人一决策就牛到飞起”

虽然听着让人心潮澎湃，但是越看视频越感到糊涂

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吗，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历史当然不是这么平铺直叙的一条线路，他总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才变成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们就以最近的中东为例，

二战结束后，中东直到现在还在打，七十多年没停过

战争的原因那可是错综复杂，石油、宗教、地缘政治

甚至还少不了大国博弈，谁也不敢说，中东战争仅仅就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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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是如此，都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共同构成的。

一般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但是经济不是万能的。

很多时候，人类的很多选择并不理性，

情绪、信念、面子、群体压力往往比经济更吸引人。

再往下说，研究历史别急着端起道德尺子去量别人。

不同社会、不同年代的标准差得很远，

今天看着“对”的，放在两千年前可能行不通。

把对错先放一放，先看结构、看条件、看人怎么被时代推着走，

往往能看得更清楚。

镜头掀开，时间拉回大约公元前1046年这一带。

周武王从牧野打过去，商朝倒下，周朝站起来。

那时的技术和交通都很原始，一个中心想一口气管住远方不现实，

于是周人用了分封：把地、把人、把名分封给宗族、功臣、前朝贵族，

让他们在各自地盘上当“二级老板”。

之后周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有搭配使用“宗法”和“礼制，

讲究长幼有序、各守本分。

之后周天子有说自己是有天命，上天将任务交给了他

后来几乎每个朝代都拿这套说法来证明自己有理、有资格管事，

用来稳人心、聚队伍。

但是分封制能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发挥大作用，

但是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周天子对于封地的掌握越来越弱

王室的号召力也大不如前，周王的话也就没以前好使。

西周后期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明显了

等到了东周的时候，诸侯之间的斗争就更明显了，周天子的威严也越来越弱。

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

春秋阶段还能看到贵族战争的“礼数”：层层分封下，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国君被自己家族内的大小贵族牵着走，

打仗以争霸为主，灭国为辅，规模不大、时间不长。

语文课本里那个宋襄公，坚持“不鼓不成列”，硬要让对手摆好阵再打，

结果被楚军打穿，这不是“傻”，而是贵族秩序末梢的惯性。

可战争一旦变成长期赛，规则就得换。

到了战国，长期对抗倒逼各国搞变法，

削贵族的势、强君主的权、立官僚的制、推军功爵制，

国家和普通人的关系越来越直接。

秦国在这一轮改造里走得最彻底：

你打赢仗就升爵位，官员按法条办事，土地登记、徭役征发有统一口径。

制度把动员力和执行力压榨出来，长年硬仗硬吃，最后一统六国。

一统之后的难题马上露头。

战国时的那套律令与动员办法，在一个小国范围里很趁手，

可一旦放大到帝国尺度，副作用立刻放大。

比如秦沿用“戍期当斩”之类的严刑，疆域从咸阳到边关动辄上千里，

路上天气、道路、粮草哪一样不可能出差错？赶不上军期就是死，

很多人一咬牙：“反正要掉脑袋，不如赌一把。”

再比如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内修长城与运渠，

都是硬骨头，人口少、财力薄的时代同时上好几盘大菜，社会承压肉眼可见。

经济这边秦下了重手统一货币，六国旧币废掉，

市面上能流通的贵金属数量却补不上来，兵器还被收缴融成铜人，

潜在货币池子更小，通缩就来了。

物价名义上往下掉，可市场缺“小钱”，日常交易卡壳，

大宗买卖也不顺，大家要么换物，要么干脆少动。

你能想象，拿一枚最小面值的硬币，去菜市只想买一斤肉，

老板却说“这钱至少要五十斤起步”，这交易怎么谈。

经济循环被掐住，情绪自然就糟。

行政上秦推郡县，按理说是中央对地方的直管，

但扩张太快、选官不及，底层官吏大量来自原地的世家与旧贵族，

他们人脉在本地，认同也在本地，一旦风向不对，随时可能倒向地方势力

陈胜、吴广起事之后，很多县里的人干脆先把朝廷派来的官撤了，

甚至诛杀，萧何、曹参这些后来汉朝重臣，早年也只是县吏。

你看得见“制度现代化”，也要看得见“供给能力不匹配”。

秦垮台之后，项羽在前线最能打，但是最后赢的人却是刘邦。

刘邦上台面对的是一张烂账：多年战乱、人口锐减、财政干瘪。

他不得不在“强管控”和“先恢复”之间选后者。

于是就有了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度：一半地盘由中央直辖，另一半封给宗室与功臣。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皇帝，是韩信、萧何、彭越们一道抬上去的，

不分封没法稳住队伍。

问题也在这里——封国能收税、能用人，还握着司法权，

中央稍一虚弱，它就玩阳奉阴违，严重的直接举旗。

刘邦活着的时候，几乎把异姓王清了个遍，

留下亲族当王，本以为更稳，结果养虎为患。

到了公元前154年，汉景帝要削藩，七个刘姓封国不干，

七国之乱爆发，朝廷打赢了，趁势把一部分封国改回中央直辖，

地方割据的刺被拔得差不多。

经济上汉初走“轻徭薄赋”，社会喘口气。

但是北方的压力一直在。

公元前200年，刘邦带着步兵去围打匈奴机动部队，

被困在白登山，狼狈突围，从此和亲成了阶段性政策。

靠岁贡与婚姻换边境低烈度，能拖就拖。

等到汉武帝时候，手里资源多了，七国之乱也平过，

中央集权紧了，经济恢复了，他的性格也更“进攻”，于是决定正面硬刚匈奴。

但是这场战争虽然说将匈奴击退了，但是没有一劳永逸。

不过汉武帝的功绩大家还是认可的，但是除了这些，汉武帝也还有其他事情。

毕竟人都是多面的，汉武帝在位其期间大肆敛财。

盐铁酒专卖。把民生必需品抓在官手里，价格高、质量差，但钱来得快。

到武帝后期，盐铁的进账甚至超过田赋。

加税，头税、商税往上提，还创出财产税这种新花样。 货币“操作”，发行面值和成色不对称的币，相当于把社会购买力往国库里抽。 卖官。前期卖的是“爵”，没实权，后来财务紧了，连真职位都标价，

买官者再去市场里找补，把钱捞回来，官场风气一下坏下去。

官僚扩编。制度越细，部门越多，成本就越高，

固定开支像雪球一样滚，之后的皇帝想收也收不回去。

汉书里写“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主要不是打架打没的，

而是税赋把人压到了破产，越来越多的小农卖地、逃徭役，变成大族的佃农。

大族怎么起来的？靠两头吃。

上面跟地方官勾连，户口、田地可以隐瞒，税少交甚至不交；

下面大量破产者涌入，佃农只要按收成分成，不再被征兵征役。

对于这些世家大族来说，多收一个人、多并一块地，付出不多，

回报却越来越大，所以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样一路发展下去，世家大族的实力越来越强。

再是思想领域，汉初为了休养生息，所以推崇黄老之术，

这个的确让汉朝从战乱中恢复过来，但是汉武帝想要加强统治，

他需要需要一套能替扩张和集权说话的理论，

这个时候儒学就很适合汉武帝的想法，

董仲舒将儒学发展为“天人感应、君权天授。

之后汉武帝就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候的主要选官制度是察举制，

由官员和地方推举有才能的道德的人来当选官员。

自儒学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

儒家道德标准也在推举人才时成为了更重要的按标准。

但是这样把读书、做官、地方豪强的利益绑在一起。

自然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西汉后期正好撞上“小冰期”，

天气变冷、收成走低，本来就紧张的财政和徭役被再度拉紧。

老百姓本就受气候影响苦不堪言，再加上税收和徭役，社会压力就越来越大。

之后就爆发了不少起义，只能说亡国受多种因素影响。

历史就是这样，不是靠一个人，一句话就能决定生死，

而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共同构成的。

发布于：福建省